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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城市治理最怕两件事：一是把治理当做“任务清单”，做完了就走；二是把治理当做“口号工程”，热闹一阵就散。虹口在探索现代化城市治理新路时的可贵之处，恰恰在于它把许多看似琐碎的民生工作，做成了可持续可推广的制度体系。在解决问题中形成“系统供给”，在为民服务的进程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。

　　在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治理场域中，老旧小区呈现出的邻里纠纷、公共利益协调等问题往往是最考验治理含金量的场景。电梯加装所创下的“凉城速度”，不是简单的工程推进，而是把组织化、协商化、程序化协同成一套“可复制的方法”。与之呼应的是，江湾镇街道则从单栋“破冰”到“整小区、整居委”推进，再到老旧电梯更新的多元资金与工作小组机制，把上上下下的难题做成了制度化流程。基层治理硬道理就在这里：公共产品供给从来不只是资金和技术，更是把分散的偏好和利益组织和协调起来、把不确定性和潜在的矛盾纠纷纳入规则和制度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一部电梯之所以“难”，难得不是钢结构和施工图纸，而是邻里之间的共识结构和信任图纸。

　　城市治理的另一个场景则指向需求多样化、碎片化和服务多部门、不集成之间的张力。广中路街道把“家门口的服务”从单点补丁，升级为一体化枢纽。灵新小区“邻聚力”社区服务综合体一楼社区食堂与交流空间、二楼家庭医生诊所并引入三甲医院专家坐诊、三楼托育“宝宝屋”，半天接待量可达千余人次。这类集成式供给的价值，不只解决了方便，还重建了“社区公共生活”。当日常所需被移入同一栋楼里，原先“各过各的”邻里关系就有转向“共享日常”的契机。曲阳路街道在市民驿站改造后，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机，支持64项社区自助功能，让上班族办理事务不必再为“窗口时间”请假，嘉兴路街道则以“7+N”特色服务体系，把上门帮办、远程帮办、24小时自助、多语种与无障碍等场景纳入制度化供给。北外滩街道则把公共服务供给的缺口当作治理创新的入口。一方面探索商务楼物业与住宅小区的跨业态合作，把商办楼宇的专业化响应带进老小区；另一方面以“编外社区食堂”等方式盘活员工餐厅等社会资源，把阶段性“吃饭难”转化为可持续的社区福利。服务体系转提质增效所带来的，不仅给居民提供了时间上的弹性和获取需求的便利，更是体现了治理体系对人民“日常生活”的尊重和温情。

　　如果说“服务集成”解决的是效率，那么社会力量嵌入的解决的就是韧性。欧阳路街道“物业+养老”推进三年后，已在街道80%的物业公司推广，并成立服务联盟，吸纳50多家商户与20多家物业企业，推动养老从“零散供给”走向“系统集成”。同时定制化、科技集成的智慧养老服务在社区的试点和推进，使得社会资源和力量为织牢织密老年人的安全、幸福网注入了强劲动能。

　　最后还要看到，虹口的治理不是只有“管住”，更强调“促活”。四川北路街道制定面向商户的外摆指引，既让烟火气有序生长，也让街区秩序有规可依，近30家商户开设外摆位，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为市民“坐坐聊聊”创造了新的空间。嘉兴路街道以青年夜校、社群主理人培育等方式，把青年从“被服务对象”转化为“治理参与者”，2025年以来青年夜校开设34门课程、服务5550人次，参与夜校的青年在此相识相知，还有的主动投入到社区事务和治理之中。从社会学视角看，这就是在生产弥足珍贵的“社区社会资本”：把超大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弱联结加固并转变为可沟通、可交往、可协作的社区凝聚力和行动网络。

　　超大城市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最终刻度，不在会议室，而在社区的方寸风景中、口袋公园的欢声笑语里和市民驿站的每盏灯下——在那里，“人民城市”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蕴藏在每一位虹口居民习以为常的美好生活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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